越来越烧钱的美国大选

　　2020年的美国大选，再一次凸显了金米政治在其中的重要性。2020年美国大选总花费达140亿美米，包括竞选人、党派和外围团体投入的资金。其中总统竞选累计投入66亿美米，国会选举累计投入超70亿美米。66亿美米的总统竞选投入刷新了美国的纪录。而在这些巨额投入中，大量的资金被用于竞选广告中。拜登竞选团队自启动竞选活动以来累计将5.82亿美米投放于电视广告方面，特朗普竞选团队过去两年间的广告开销也高达3.42亿美米。

　　“得金钱者得天下”的逻辑还在延续。拜登团队以超10亿美米的竞选总支出成为2019年至2020年竞选支出最高的美国总统竞选人，远远超出特朗普团队。拜登在本次大选中获得了8000多万张选票，粗略计算，相当于平均在每张选票上投入超13美米。

　　随着社会的分化和政治极化，美国大选越来越烧钱。回顾美国总统大选，所需资金投入不断增加。21世纪以来，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2004年的7亿美米，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0亿美米、2012年的20亿美米，2016年的24亿美米，2020年更是破天荒地增加到66亿美米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国会议员的席位也是花费不菲，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，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约为1940万美米，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过150万美米。

　　高额的选举费用大大提高了参选门槛，使得缺乏经济支持的选举人很难在大选中走到最后。如美国当选副总统、首位参选美国总统的黑人女性哈里斯去年12月就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，表示退出大选的主要原因是募款问题。她说：“我不是亿万富翁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自己的竞选。随着竞选的进行，我们发现募款变得越来越艰难。”而亿万富翁迈克尔·布隆伯格今年4月宣布退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转向支持拜登，实际上对拜登的选情具有重要帮助作用。今年9月，布隆伯格宣布出资1亿美米帮助拜登开展竞选活动，无疑是在大选冲刺阶段给拜登加油。

　　从美国大选结果来看，金钱的说服力更是“明晃晃”的。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，今年大选投票中，拜登赢得了477个县，特朗普赢得了2497个县，看起来数量差距悬殊，但是如果按经济体量对比，却显著体现了金钱的重要性。拜登赢得的这477个县经济总量占美国的70%，而特朗普赢得的2497个县仅占30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并不是新现象。从2000年大选以来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的县约在472至666个之间，但支持民主党的县占全国GDP的比重已经从55%上升到了70%。由此可见，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更为重要。

　　

“金钱至上”的美国政治运转主旋律

　　在美国，“金钱是政治的母乳”。金钱充斥于美国政治运转的各个层级。在美国选举政治中，法律既规定了合法的政治捐款、政治献金等，也允许一些灰色的金钱支持。相对而言，政治捐款具有上限，一般都是小额，这就限制了一些有钱人对美国选举的投入。不过，政治献金的规定却要宽泛得多。所谓政治献金，是指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，接受来自外部对其无偿提供的动产、不动产、不相当对价给付、债务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。2014年，联邦最高法院在“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”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，在保留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2600美米的情况下，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会的捐款总额限制。这意味着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，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不少非法“暗钱”不断进入美国选举，使美国政治运转的主旋律愈加“金钱至上”。

　　随着美国法律对政治献金管理的放松，有钱人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参与就更加便利。“超级筹款人”制度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更是方便了金钱政治的运筹。“超级筹款人”制度可以绕开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，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，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，最后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候选人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绕开一些政治捐款的限制，除了直接向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政治捐款外，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。从近几次美国大选的情况来看，超级筹款人和超级行动委员会为美国大选提供的资金大幅增加。